上证观察家 | 以“三性”融合作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要抓手

2024-02-29 16:26:22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

  □ 杨成长 龚 芳

  □政治性是金融工作的重要引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不能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要落实到对金融体系的领导中、金融业的改革中、金融机构的业务布局中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上。

  □人民性是金融工作的宗旨目标,提升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重点从普惠性、普适性、普利性、金融成本和金融文化五方面实现突破。

  □市场性是落实好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基础。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重点解决好金融与实体在理念认知、创新方式、投资热点及估值方法上的差异,更好促进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

  □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要在不断健全市场结构、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市场的估值定价、风险缓释和资源配置功能,进而更好地推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循环。

  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过去十年,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日渐健全,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体系、融资规模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体系,外汇市场、商品市场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齐全。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发挥现代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的重要前提。推进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提升市场性,是更好落实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基础。要加快推进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市场性“三性”的融合和统一,并以此为抓手推进新一轮金融体系改革。

  一、以市场性为基础落实好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是健全金融市场基础功能,提升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的重要基础。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所代表的专业化、法治化、国际化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共性规则。金融服务与其他服务不同,其对专业性要求更高,要通过金融机构的专业估值定价和产品创设来推进投融资两端的需求对接,进而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金融市场是法治化的市场,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完善度以及监管执法的力度都将明显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和市场功能的发挥,完善的法制是健全金融生态的重要制度基础。另外,金融市场天然是开放的、全球性的市场,与其他要素不同,资本要素的虚拟性使其能便利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金融市场规则与国际通行惯例之间的兼容性便成为衡量一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要以市场性为基础,持续夯实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要在不断健全市场结构、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服务的创新来更好地实现市场的估值定价、风险缓释和资源配置功能,进而更好地推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循环。市场性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础,政治性是金融体系运行的重要指引,人民性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宗旨目标,政治性、人民性与市场性的有效结合和统一是推进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要重点推进四大改革

  政治性是金融工作的重要引领。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不能停留在口号和形式上,要落实到对金融体系的领导中、金融业的改革中、金融机构的业务布局中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上。

  (一)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表现为要加强党对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领导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已经明确以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为主体的党管金融体系。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明确金融国资管理体系,理清中央及地方金融国资的管理体系和机制,理顺不同层级金融机构的党的统一领导机制,推进党的政治领导与金融机构的专业领导之间更好衔接,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领导干部选拔及委派机制。要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监管体系,在强化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垂直管理的同时,加快推进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与地方金融办公室功能的整合,强化地方金融的发展、引导及服务功能。

  (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表现为金融业改革要围绕三大任务展开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金融业发展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服务实体经济包括服务政府、服务企业和服务居民三大主体,当前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更多侧重在企业和居民主体上,对政府主体的服务还相对不足。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服务,优化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

  防控金融风险要求金融机构更好地处理好管理风险与规避风险的关系,金融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专业的产品创设来帮助经营主体管理风险,通过市场化交易机制来促进市场风险缓释。近年来金融机构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风险得到较好控制,但金融机构帮助客户主动管理风险的能力还相对不足。金融机构要提供更多的主动风险化解方案和服务,要给予金融机构在产品创设、资产定价等方面更多的主动权,完善风险事件问责处理机制,引导金融机构从融资金融向风险金融转变。

  深化金融改革要求金融业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坚持稳中求进,要确保金融业改革创新的方向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一致,要加快推进新一轮金融国资改革,适度放开对国有金融企业股权交易不能破净的限制,更多从金融国资综合投资收益率等多维度进行衡量,加快推进国有金融机构股权激励及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地,以改革来提升金融业整体的竞争力。

  (三)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表现为金融业要将服务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服务国家战略是金融业践行“金融报国”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金融机构主动加大对国家战略领域的服务和支持,国家相关部委也加大对下属金融机构服务国家战略情况的考核和引导。近年来,科创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名词层出不穷,金融机构服务科技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创新举措却相对较少。要引导金融机构将业务布局深度融入到国家战略中,要从国家战略及实体经济的新要求出发去挖掘新业务机遇。金融机构要以服务科技创新企业为抓手,形成系统性的服务科创企业模式,加大布局科创基金和创新产业基金,为新业态企业提供境内外一体化的融资服务。金融机构要以服务绿色转型为抓手,加大绿色金融项目布局,推进碳交易市场发展,加快发行碳中和指数及主题产品,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绿色领域的配置。金融机构要加大服务数字经济发展,要发挥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加强对数字、技术等新型要素估值定价研究,为新经济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对接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需求。金融机构要加大服务区域协调发展,围绕城市群及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特色金融服务体系。

  (四)金融工作的政治性表现为要维护好金融安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要处理好确保金融安全、稳定金融市场和推进金融开放三者的关系。要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推进金融市场的制度规则、法律体系、行业标准与国际通行惯例相向而行。要通过开放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要持续优化外资金融机构营商环境,引导外资机构做大规模,适度提高外资机构在我国金融业中的占比。要在开放中做好舆论预期引导和跨境资金监测,切实维护好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

  三、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重点实现五大突围

  人民性是金融工作的宗旨目标,提升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重点从普惠性、普适性、普利性、金融成本和金融文化五方面实现突破。

  (一)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突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

  普惠性强调的是金融服务机会的均等性。近年来金融机构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更多将普惠金融作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要引导金融机构转变发展理念,通过区域下沉、客户下沉、服务下沉形成差异化的业务模式和竞争优势,将普惠性落实到具体的业务经营中。要通过政策引导激励,推动金融机构拓展服务覆盖面,让中低收入阶层、农民、牧民及边远地区的人民获得同质同量的金融服务。要学习借鉴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经验,将基础金融服务拓展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筹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制度体系,以金融产品全流程监管为核心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

  (二)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突出金融服务的普适性

  普适性强调的是金融服务的差异性,要根据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及需求为其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近年来,金融机构持续推进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转型,但目前对客户需求、客户风险偏好的了解程度仍然不够,金融产品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合度不高。要引导金融机构从经营理念、组织架构、考核激励机制上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将投资者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要持续完善金融产品销售及金融服务的信息披露质量,保证金融消费者对各类信息的易得易解,让金融消费者可以选择到更适合自身风险收益偏好的产品和服务。

  (三)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突出金融服务的普利性

  普利性强调的是要让更多居民分享到财富增值效应,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改善收入结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

  截至2022年底,我国居民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不足9%,明显偏低。要引导居民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适当增加金融资产投资,增加金融资产中权益类资产的长期投资,从境外经验来看,长期权益投资是获得稳定回报的有效形式。要做好居民金融投资收益预期管理,从实体投资收益率来看,近五年非金融石化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3%、7.6%、7.8%、8.8%、7.9%,整体保持在8%左右。大型央企的净资产收益率维持在5%至7%左右。金融投资收益来源于实体投资,实体投资收益率的下行也将带动金融投资收益率走低。在经济转型阵痛期,要引导投资者形成合理的金融投资收益预期,通过中长期的股债权投资获得相对稳定合理的中长期投资回报。要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收益波动,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当前我国投资产品收益率波动较大,投资者持有金融产品的期限较短,这是影响投资者获得感的重要原因。要鼓励金融机构创设更多低波动、中低稳定收益的产品,更好满足当前金融消费者低风险偏好的现状,引导投资者通过延长持有期来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

  (四)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强调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是提升投资者获得感的直接举措。今年以来,金融市场持续降低产品管理费、交易佣金率、交易经手费等,全面让利给投资者。要引导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集约化经营来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要引导金融机构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打通投融资两端的堵点,打破同质化的恶性价格竞争,借助专业服务来降低成本。要引导大型商业银行加快信用研究体系建设,由重担保、轻信用的信贷服务模式向基于企业信用的信贷服务模式转型,提升银行贷款利率对信用风险的敏感度,降低贷款利率的刚性。

  (五)金融工作的人民性要强化金融体系文化建设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已经形成较好的诚信意识、普惠意识和责任意识,但在契约文化、风险文化及法治意识上还相对不足。要持续完善金融市场的法治体系建设,加快修订金融稳定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信托法等上位法,提升市场法治化水平。要持续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和引导,打破刚性兑付,形成合理的信用投资文化、风险投资文化。要持续完善金融机构的文化建设,明确金融机构文化建设的目标、压实责任,落实好金融机构文化建设的路线图。

  四、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重点解决实体与金融不匹配的问题

  市场性是落实好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基础。当前金融市场运行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金融与实体需求不匹配,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重点解决好金融与实体在理念认知、创新方式、投资热点及估值方法上的差异,更好促进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

  (一)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推进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在认知逻辑上相匹配

  导致当前我国金融资金过剩和实体资本短缺现象的根源在于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对产业趋势、技术路径等方面的认知出现明显背离。要加快消除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在认知逻辑上的差异。民营经济科技性投资需要金融专家、技术专家、企业家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围绕重大项目、重大技术、重大产业领域,要加快构建区域型、产业型、市场型、战略型沟通平台,推动企业家、科学家、金融家群体间加强沟通交流,技术专家论证好技术路径,企业家做好投资收益风险评估,减少金融家投资的障碍。要通过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来消除金融家与企业家在技术路径认知上的分歧,对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做好分级分类,健全科技成果市场化的价值评估标准,改善当前金融机构对科技成果投资缺乏评估机构、评估标准以及评估费用较高等问题。要发挥股权投资的纽带作用,整合各类地方产业基金、引导基金,推进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与股票投资的融合发展。

  (二)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加快推进金融创新方向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

  近年来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在提升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上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金融创新与实体需求之间的背离现象仍较常见。一方面,金融产品创新多表现为跨市场、跨期限和跨领域的交易创新,真正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较少;另一方面,打通当前实体经济融资堵点的金融创新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一要引导金融机构从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出发进行服务创新、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在创新中获得正常收益,金融业务不能为创新而创新。二要鼓励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进行联合创新,提升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更多走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切实了解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面临的资金难题,优化信贷服务供给。三要加大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健全银行、保险、担保、券商等多方共同参与的融资风险市场化分担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深度参与到科研主体研究、开发、专利申请等全流程中,完善专利险、产品研发险等险种实施方式、扩大实施规模,鼓励保险公司设立更多科技保险专营机构。

  (三)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推动金融投资热点与实体经济转型方向相匹配

  近年来我国金融投资呈现出明显的向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经济领域集中的态势,传统产业获得金融支持难度大幅提升。要引导市场对经济转型方向及路径形成全面认识,要认识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并没有天然隔阂,传统产业通过创新发展、技术变革也能实现新的突围发展,新兴产业的很多生产配套都需要传统产业提供支撑。高新技术必须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才能有市场扩张空间。在加大对战略新兴领域支持的同时,也要兼顾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推动金融投资的热点方向与实体经济转型方向相匹配。

  (四)金融工作的市场性要推动金融投资估值方法与实体经济创新需求相匹配

  近年来我国在完善企业估值方法上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整体来看,还未形成对数据、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估值定价体系,金融投资估值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企业经济创新发展的步伐。要顺应实体经济数字化、科技化、绿色化的发展趋势,提升对新资产财务化及资本化的估值能力。一要积极对接全球数字企业的定价规则,加快形成科学、合理、规范、多元的平台企业估值定价体系。二要从我国数字企业的优势特征出发,抓住数字经济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化和变革速度指数化等四大特征,提升我国在数字要素、技术要素定价上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三要加快形成对绿色资产的市场化定价及估值机制,提升绿色资产溢价,引导金融机构将ESG投资理念纳入到日常投资决策中,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

  (杨成长系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龚芳系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